“口蜜腹剑”这一成语广为人知，其首创者乃唐朝著名权臣李林甫，被后世誉为“大唐第一奸相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对此有所记载：“他表面上与人友善，以甜言蜜语相待，实则暗中设下陷阱，因此世人称李林甫口中含蜜，腹中藏剑。”
然而，为何这样一个表面和善、内心险恶的人物，能够在李隆基执政的开元年间登上宰相之位，并创下长达十七年的独相记录？即便在杨国忠的陷害下，天下百姓仍为他鸣不平？通过本文的深入剖析，读者将对此有更为清晰的理解，甚至对李林甫的形象产生全新的认知。
【家世不凡】
尽管李林甫在史册中以权谋著称，但青年时期的他却是一位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。据史料记载，李林甫在二十岁之前未曾涉猎诗书，整日沉迷于狩猎、球戏，热衷于驾驭鹰犬。他常常前往城外的槐坛，骑着驴子打球，乐此不疲。
他具备这样的实力和底气。
展开剩余95%李林甫出生于显赫的皇室家族，其家族背景与李唐皇室紧密相连。他的曾祖父李树良是李渊的堂弟，这使得他在皇室中的辈分较高，连唐玄宗李隆基也需尊称他为叔父。此外，他的伯父李思训和堂兄李招道在艺术领域享有盛名，被后世誉为“李将军山水”的代表人物。
李林甫的母系家族——姜氏，颇具历史渊源。姜氏家族作为西北地区的显赫贵族，其先祖姜暮与李渊关系密切，在唐朝建立过程中贡献卓著，堪称开国元勋。第二代传人姜行本，曾任贞观年间的将作大匠，深受太宗信任。李林甫的外祖父姜怀远，在武周时期担任"通事舍人"和"内供奉"等职，史书记载他"仪表出众，善于进言"，是武则天的重要幕僚。而李林甫的舅舅姜皎，与李隆基以布衣之交相称，关系深厚，在开元初年政坛上颇具影响力。
凭借显赫的政治背景，李林甫在仕途上可谓顺风顺水，然而要想跻身高位却并非易事。尽管唐代允许宗室成员入仕，但晋升至尚书、将军乃至宰相等要职，仍需皇帝审慎权衡。尤其是在开元盛世，政治清明，仅靠家族庇荫而缺乏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，想要平步青云显然不切实际。
李林甫的仕途起步于门荫官，担任千牛备身一职。随后，他晋升为卫官体系的监门直长，最终升至正五品的太子中允。尽管表面上看，他的升迁速度颇为迅速，但这些职位多为虚衔，职责轻松，无需承担繁重事务，因此实际权力有限。
【升官之路】
胸怀壮志的李林甫并不满足于闲散职位，因此他通过迂回的方式向宰相源乾曜寻求帮助，期望获得“司门郎中”一职。司门郎中隶属于刑部，官阶为从五品，尽管低于太子中允的品级，但负责管理全国的门关和道路，具备一定的实际权力。
然而，李林甫的仕途抱负却遭到了源乾曜的冷遇。源乾曜素来鄙夷依靠家族背景获取官职的做法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：“郎官一职需德才兼备，哥奴（李林甫的乳名）岂能胜任？”这番言论无疑给李林甫的仕途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他便在一位担任库部郎中的堂叔的举荐下获得晋升，被任命为国子司业，官居从四品下。这一职位相当于现代最高学府的教务长，负责国立大学的教务管理工作。
史籍记载，李林甫任职期间表现出色，被赞誉为“整顿朝纲有力”，尤其在国子监的管理上成绩斐然。他对这段经历深感自豪，即便升任宰相后，仍时常与国学生回忆往昔。然而，学生们为讨好他，在国子监前竖立了一块“颂德碑”。李林甫得知后怒斥：“我何德何能，竟有人如此行事？”此举适得其反，学生们只得连夜将碑文磨去。
李林甫的为官之道充分体现了其卓越的执政能力和正直品格。即便身居要职，他依然保持着严谨的作风，不阿谀奉承，展现出清廉刚直的政治操守。其行事风格堪称铁面无私，堪称古代官员的典范。这种坚守原则、不畏权势的态度，彰显了其作为朝廷重臣应有的风范与担当。
开元十年，姜皎因失势遭贬，然而这一变故并未阻碍李林甫的仕途发展。凭借其在国子监积累的声誉与才干，至开元十四年，李林甫晋升为正五品上的御史中丞。
尽管职位级别有所下调，御史中丞依然是一个掌握实权的要职，其影响力不容小觑，堪称言官群体的核心。正因如此，李林甫成为了时任户部侍郎宇文融极力争取的盟友。
宇文融在财政管理方面展现出非凡才能。作为户部侍郎，他面对玄宗即位初期国库空虚的局面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。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民众逃税现象，他创新性地实施了"括户"政策，这一举措在短时间内就成功登记了超过80万新增人口。仅实施第一年，该项政策就为国家财政增收超过一千万缗，显著改善了国库状况。玄宗对其政绩极为赞赏，不仅给予高度信任，还特别授予其独立决策权，充分体现了对其能力的认可。
宇文融怀揣着政治抱负，积极谋求晋升至宰相之位。
在开元年间，朝政实权掌握在宰相张说手中。作为文臣出身的张说，对擅长财政敛财的官员素无好感，与宇文融更是势同水火。对于宇文融提出的奏章，张说要么直接驳回，要么加以压制。在此情形下，宇文融若想仕途更上层楼，首要之务便是铲除张说这一政治障碍。
历史上，文官体系可划分为两大类别：其一为学者型官僚，其二为实务型官员。李林甫不仅具备卓越的行政才能，更以其精于权谋著称。正因如此，宇文融在组建政治联盟时，将李林甫纳入了自己的核心团队。
在这场针对张说的政治斗争中，李林甫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手腕。他指示宇文融以"勾结术士僧侣"的指控对张说进行弹劾。
历史上，统治者对"巫蛊之术"始终持高度警惕，李林甫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，成功使张说失势。此后，李林甫的仕途势如破竹，相继担任刑部侍郎、吏部侍郎和黄门侍郎等重要职务，距离权力巅峰仅咫尺之遥。
开元二十二年，李林甫凭借与玄宗宠妃武惠妃的密切关系，获授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的显赫头衔，成功晋升为宰相。当时，他正担任礼部尚书一职。
【从群相走向“独相”】
在唐代，宰相职位采用集体领导制度，通常由多人共同担任。李林甫作为其中一位宰相，若要实现权力集中，仍需付出更多努力。当时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单一宰相难以掌控全局，李林甫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政治运作才能达到集权的目标。这种多人共治的体制，既体现了唐代政治的分权特征，也为李林甫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，但同时也意味着他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来实现个人权力的集中。
李林甫在朝堂上的主要政敌是张九龄，这位以文采著称的开元名相不仅资历深厚，更在士大夫群体中享有崇高声望。作为先于李林甫入仕的重臣，张九龄的威望与影响力始终是李林甫仕途上的重大障碍。
张九龄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坛巨匠，其诗作"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"展现了壮阔的胸襟与深远的意境。在仕途生涯中，他秉持儒家风范，史载其"事无巨细必力争"，常以"从道不从君"的处世准则示人，多次直言进谏，不惜拂逆玄宗之意。
张守理因军功卓著，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，但张九龄持反对意见，认为宰相之位不应由战功显赫者担任。另一次玄宗寿辰，群臣纷纷进献珍稀宝物，唯有张九龄呈上一部富含训诫之意的《千秋金镜录》。此举显然令玄宗心生不悦，暗自思忖：难道我像是昏庸之主，需要你来教训？
张九龄与魏征颇为相似，堪称忠良典范，但行事作风略显刻板，常以主观偏见审视他人。例如，当唐玄宗拟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时，曾征询张九龄的意见。张九龄直言不讳地表示：“陛下若以林甫为相，恐日后将成为国家之患。”实际上，当时李林甫并未显露任何劣迹，张九龄的反对更多源于对实务型官员的固有抵触。
在开元二十四年，唐玄宗有意任命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。牛仙官虽出身基层，但其勤勉尽责，政绩显著，使得“府库充盈，军备精良”，因而晋升尚书之位似乎顺理成章。然而，张九龄对此表示反对。他提出：“尚书一职，自古以来便是朝廷重臣之位，自唐朝建立以来，唯有资深宰相或曾在内外任职、德高望重者方可担任。牛仙客原为河湟地区的普通官吏，若突然擢升至此高位，恐有损朝廷威严。”张九龄的观点是，尚书之位应由德才兼备的显贵担任，而牛仙客的出身过于卑微，不宜担任此职。
玄宗再次提议：“是否可以考虑授予他爵位？”张九龄依然持反对意见：“爵位应当授予有显著功勋之人。边将充实国库、修缮军备，这些不过是其职责所在，不足以视为特殊功绩。陛下若赞赏其辛劳，赏赐金银布帛即可，若授予爵位，恐怕并不适宜。”他认为这些功绩过于寻常，封爵之举显然过分抬高了其地位。
牛仙客出身寒微，若授予爵位有损朝廷威严，任用其为尚书更是令士林蒙羞。
作为以行政能力见长的李林甫，向来与张九龄政见相左。开元二十四年秋季，唐玄宗因东都宫殿出现异象，欲启程返回长安。张九龄谏阻道："此时不宜启程，恐影响农耕事务。"李林甫佯装行动不便，待朝会结束后单独觐见，向玄宗进言："长安与洛阳，不过是陛下的东西两宫，往来本应随心所欲。若担心影响农事，只需减免赋税即可。"玄宗闻此言甚悦，随即下令启程。
张九龄始终将民生福祉置于首位，这一治国理念无疑是正确的。而李林甫在权衡君主意愿的同时，也提出了兼顾民众利益的策略。他不仅达成了君主的期望，还妥善化解了潜在冲突。如此善于平衡各方利益的首辅，自然深得帝王器重。
从现代视角审视，张九龄对牛仙客的评价无疑带有明显的出身偏见，缺乏客观依据。当唐玄宗再度质询时，张九龄又提出新的论据，称牛仙客"边隅小吏，目不知书"，这一说法显然过于偏颇。尽管牛仙客在诗词创作方面或许不够出众，但其文化素养毋庸置疑。或许在文采出众的张九龄看来，无法创作诗词便等同于文盲，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公允。
当唐玄宗向李林甫征询意见时，他这次没有选择含蓄表达，而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："真正的人才贵在实学，何必拘泥于辞章之学！"这一回答不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更将张九龄所推崇的文采贬斥为单纯的"辞章之学"。李林甫的言辞犀利，直指问题的核心，展现出他不同于张九龄的用人理念。这种直率的表达方式，既体现了他在皇帝面前的自信，也反映了他对张九龄所重视的文才的不屑一顾。通过这番对话，李林甫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更巧妙地贬低了张九龄所看重的文人特质，彰显了他在朝堂上的强势作风。
用现代术语来说，这仅仅是一种语言技巧，缺乏实际价值，不能体现真正的才能。相比之下，李林甫的处世哲学显然比张九龄更具现实意义。
因此，当玄宗耐心耗尽并寻得合适理由时，便立即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。自此，李林甫开启了长达十七年的独揽相权之局面。
【唐朝中衰是谁之过？】
司马光在其著作《资治通鉴》中指出，唐朝的衰落主要归咎于李林甫，这一观点似乎有意避开了对帝王的直接批评。
李林甫长期担任宰相一职，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他排除异己、表里不一的性格。这种观点虽有一定依据，却未能揭示深层原因。实质上，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唐玄宗的态度与决策。
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名臣姚崇与宋璟分别担任宰相一职仅四年便卸任。姚崇曾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宰相若长期在位，极易导致权力过度集中，形成专权局面。因此，他主张"宰相权重，不可久任"的观点，认为应当限制宰相的任期，以避免权力失衡。这一建议反映了当时对权力制衡的深刻认识，也揭示了唐代政治体制中对重要职位任期的谨慎态度。
玄宗对此心知肚明。作为一位深谙权术的帝王，他必然洞察其中利害。这一事实玄宗不可能毫无察觉。以他的政治智慧，不可能不明白这一层深意。玄宗对此事可谓了然于胸。以他的阅历与见识，对此事的理解必然透彻。玄宗对这一切都心照不宣。作为一代明君，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。玄宗对这种情况有着明确的判断。凭借其丰富的治国经验，他对此必然有着清晰的认知。
据史料记载，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玄宗避难至成都。一次，他评价自己的几位宰相，言辞颇为精准。谈及李林甫时，玄宗指出：“此人嫉贤妒能，无人能及。”一旁有人随即问道：“陛下既然深知其为人，为何还长期任用他？”玄宗听后，沉默不语。
玄宗明察李林甫品性，何以容其专权十七载？此问引发深思。作为一位睿智的君主，玄宗不可能对李林甫的品性一无所知。事实上，史书记载表明，玄宗对李林甫的为人了如指掌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李林甫仍能长期独揽大权，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讨。从政治角度来看，李林甫确实具备卓越的执政才能，能够有效处理朝政事务，维持朝廷运转。此外，他在权力斗争中展现出的手腕，也确保了朝廷内部的相对稳定。从玄宗的角度来看，或许正是出于对朝局稳定的考量，才选择继续任用李林甫。这种权衡利弊的决策，体现了玄宗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无奈。
在唐玄宗统治的晚期，他逐渐倾向于寻求一位得力的助手来管理朝政，以便自己能够更加专注于个人享乐，实现“无为而治”的理想。开元二十六年，玄宗曾与高力士讨论此事，表达了自己希望将政务全权委托给李林甫的意愿，认为这样可以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安宁。然而，高力士对此持反对意见，他强调国家大权不可轻易委托他人，一旦权力旁落，后果将难以预料。面对高力士的直言，玄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，而高力士则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冒犯，迅速磕头认错，承认自己的言论不当。
玄宗的言论深刻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。作为一位杰出的帝王，他并非那种沉迷政务的统治者，也不具备长期忍受孤独的品格。他热衷于享乐，追求虚荣，身上存在诸多明显的不足。因此，至开元末年，尽管他仍怀有宏图大志，但那种勤勉尽责的精神已不复存在。此时，杨贵妃已常伴其左右，"君王不早朝"的局面随之而来，儿女情长无疑大大削弱了他昔日的豪迈气概。
李林甫恰好符合他对行政官员的期望标准。
据《剑桥隋唐史》记载，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。这些变革显著提升了朝廷的运作效能，使得整个帝国体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效运转态势。其施政成果不仅得到了广泛认可，更为唐朝的行政管理开创了新局面。
开元二十五年，李林甫推行了一项关键性的财政体制改革，史称"行政改革"。此次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，便是"长行旨条"制度的实施。据敦煌文书记载，改革前唐朝财政体系庞杂，各类文书堆积如山，总量高达五十万纸。通过李林甫的革新，繁琐的财政程序得以简化，年度"长行旨条"仅需编撰五卷，不仅大幅降低了行政负担，更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。这一改革标志着唐代财政管理体系的重大突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林甫以"遵纪守法"著称，这一评价或许令人惊讶。然而，历史记载表明，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这一原则。就连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，李林甫与牛仙客"皆谨守格式，百官迁除，各有常度，虽奇才异行，不免终老常调"。这表明他们严格遵循既定法规，在官员任用和晋升方面坚持制度规范，杜绝了徇私舞弊的现象。李林甫的执政风格体现了难得的法治原则，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。
在不牵涉个人得失的情况下，李林甫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。作为一位朝廷重臣，他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与行政效率。历史记载显示，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发生冲突时，李林甫能够秉持公正，以出色的才能推动各项政务的开展。这种在特定情境下展现出的执政水平，使他在唐代政坛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。
此外，尤为关键的是，李林甫对玄宗的旨意表现出绝对的服从。
李林甫虽位居相位，却并无篡夺国柄的野心。他对唐玄宗表现出极大的顺从与忠心。玄宗一生最为信赖的，内廷有高力士，而朝堂之上则非李林甫莫属。
高力士曾向唐玄宗进谏，认为不宜让李林甫权势过大。然而，玄宗对此并不以为然，他坚信李林甫不会反叛，更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。玄宗深知李林甫并非清廉之臣，但在他看来，这点利益损失微不足道。每年，全国各地都会进献大量贡品，这些贡品通常会在朝堂上展示。然而，有一年，玄宗却将这些贡品全部赐予了李林甫。历史学家认为，这是不祥之兆，因为臣子不应将国家贡品据为己有。但玄宗对此毫不在意，他需要的并非清官，而是忠诚的仆从。
李林甫对唐玄宗的迎合策略，首先体现在其对帝王个人事务的无条件配合上。面对玄宗晚年对道教长生之术的痴迷，李林甫巧妙迎合，主动提出"将私宅改建为道观，以此祈福圣上长寿"。在财政方面，针对宫廷开支短缺的问题，李林甫采取有效措施，"通过增加京畿地区的粮食税收及推行和籴政策充实关中储备，经数年积累，国库渐趋充盈"。这些举措既展现了其对皇权的绝对服从，又体现了其作为宰相的务实能力。
为了避免引起唐玄宗的疑心，李林甫始终避免结党营私，甚至因树敌过多而寝食难安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，一次李林甫与儿子李岫在花园中散步，见到园丁时，李岫忧虑地说道：“父亲树敌如此之多，若有不测，恐怕连园丁也做不成。”李林甫神情黯然，连声叹息：“形势如此，又能如何？”、“圣意难测，谁能明了？”此后数日，他愁容满面，心事重重。
李林甫的顺从还体现在他竭力迎合玄宗的治国方略。玄宗的主要执政目标包括对外拓展领土以及对内增加财政收入，李林甫在处理国事时始终以此为导向。他不仅积极支持玄宗的军事扩张计划，同时也在财政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国库充盈。这种全方位的支持与配合，充分展现了李林甫对玄宗的绝对忠诚与政治智慧。
在李林甫担任宰相期间，尽管他采取了压制众多人才的手段，但在财政和军事领域，人才始终持续涌现。他致力于确保唐玄宗在这两个关键方面得到充分满足。
李林甫的另一项才能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——精通音律。众所周知，李隆基不仅酷爱音乐，还擅长作曲，对音律有着极高的造诣。作为内行，李林甫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显然比外行更能赢得皇帝的青睐。这种艺术上的共鸣，或许是李林甫备受宠信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唐玄宗迫切寻求一位兼具忠诚与能力的得力助手来执掌朝政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李林甫以其卓越的才干和可靠的品性脱颖而出，成为不二之选。这位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臣，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才能，完美契合了玄宗对朝廷事务掌舵者的所有期待。在众多候选人中，李林甫凭借其出众的执政能力和与玄宗建立的深厚信任关系，最终被委以重任，成为协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核心人物。
【李隆基被架空？】
有观点认为，唐玄宗执政后期过度纵情声色，导致权力逐渐被李林甫所掌控，这一看法与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的论述不谋而合。历史学家普遍指出，晚年的玄宗皇帝由于长期沉湎于奢靡生活，使得朝政大权旁落，宰相李林甫得以把持朝纲，这一现象在史学界已成为共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，认为这是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然而，深入分析李林甫与高力士之间的互动，便能洞察其中的真相。
高力士与李林甫之间的互动颇为复杂，远非单纯的同盟或敌对关系。在李林甫仕途上升的关键时期，高力士曾给予其重要支持。尽管史料中鲜有两人后续合作的记载，但高力士对李林甫的助力显然不容忽视。
高力士并非廉洁奉公之人，其收受贿赂之巨，财富甚至超越诸多王侯。他曾成功调解萧炅与吉温之间的纷争，此二人均为李林甫的得力助手。由此可见，高力士与李林甫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在朝廷纷争中，高力士多次与李林甫产生对立，尤其在册立太子一事上表现尤为突出。此外，他曾直接进谏玄宗，提醒其不宜完全放权。由此可见，高力士绝非李林甫的坚定支持者。
作为唐玄宗的心腹重臣，高力士在朝堂中享有独特的权威地位，实际上扮演着皇权代理人的角色。据史料记载，尽管他与众多朝廷要员均有交情，但在重大决策时刻，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皇权利益。即便是权倾朝野的李林甫，对高力士也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，不敢有丝毫冒犯之举。
从李林甫与唐玄宗的互动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权力格局的显著差异：玄宗始终掌控着主导权，而李林甫则长期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。
司马光指出，李林甫对玄宗的控制体现了典型的明君被佞臣蒙蔽的历史现象。李林甫的过失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度渲染和归咎。这一观点揭示了古代政治中君主与权臣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同时也反映了史家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观性。通过对李林甫案例的分析，司马光实际上在探讨封建王朝权力结构中的潜在危机，以及奸臣如何利用君主的信任来操纵朝政。这种历史解读不仅展现了李林甫的个人政治手腕，也凸显了玄宗朝政治生态的深层问题。
【安史之乱的罪魁？】
有学者提出，安禄山叛乱的发生与边镇长期任用蕃族将领存在潜在关联。这一军事用人策略的推行，主要归因于时任宰相李林甫的政策导向。李林甫为巩固自身政治地位，刻意削弱汉族将领在边境的军事影响力，转而大量启用蕃族将领驻守边疆。这种长期化的边帅任用机制，客观上为安禄山积累了足够的军事资本，最终导致了叛乱的爆发。这一观点虽未明确表述，却暗示了李林甫的政策与安史之乱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。
唐朝历来存在从节度使晋升至宰相的惯例，如开元时期的张嘉贞、张说与萧嵩等人，体现了“出将入相”的传统。然而，李林甫担忧这些战功卓著的将领对其地位构成威胁，遂向唐玄宗提议启用出身寒微的少数民族将领。他表面上的理由是“蕃人骁勇善战，且寒族无党羽支持”，既易于驾驭，又无后顾之忧。实际上，李林甫的真实意图在于，这些边将虽擅长军事，却因“不通文墨”而无法胜任宰相之职。安禄山便是此类人物的典型代表。
从历史因果分析，安禄山的崛起与叛乱，其根源可追溯至李林甫的权谋策略。李林甫为巩固自身地位，有意扶持安禄山，为其创造了有利条件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。因此，李林甫被视为这场动乱的主要推手。
这一论断存在明显谬误。历史记载显示，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就已出任节度使，至天宝三年已兼任范阳节度使，到天宝十年更是一人执掌三镇节度使之职。然而，李林甫提出相关建议的时间却是在天宝十一年。这一时间序列充分表明，安禄山的权势扩张早于李林甫的提议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。
司马光在记载中将李林甫的进言归置于天宝六载，并强调唐玄宗对此极为赞许，随即重用安禄山。然而，这一叙述严重偏离史实。显然，司马光过度致力于凸显李林甫的罪责，以致于扭曲了历史真相。
实际上，玄宗长期任用边疆将领担任统帅，这一决策源于其自身的战略考量，背后涉及多重因素。李林甫的言论仅是其中一环，远非决定性影响。
李林甫确实难辞其咎，他至少默许并推动了玄宗这一决策的实施。然而，这一行为与他长期以来对玄宗表现出的“顺从”态度密不可分。
从历史角度来看，李林甫在应对安禄山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值得肯定。作为当时唯一能有效制衡安禄山的朝廷重臣，他的贡献远超过其过失。在李林甫执政期间，凭借其政治手腕与威望，成功遏制了安禄山的野心，为大唐王朝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。这一历史事实充分体现了李林甫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关键作用。
安禄山以其狂妄自大和野心昭著而闻名。据史料记载，他不仅对太子表现出不敬，甚至对唐玄宗也缺乏应有的尊重。然而，唯独对李林甫，他却表现出既尊敬又畏惧的态度。
据史料记载，安禄山初遇李林甫时，表现极为无礼，但李林甫并未显露任何情绪，反而召来了王鉷进行询问。王鉷作为李林甫的亲信，当时已担任二十多个职位，深得宠信，权势显赫，是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面对李林甫时，王鉷表现得极为谦卑，言辞恭敬，神情谄媚。然而，李林甫却毫不客气，时常厉声呵斥，而王鉷反而更加谦逊。一旁的安禄山目睹这一幕，心中愈发震惊，无形中受到感染，态度也随之恭敬起来。
李林甫见时机成熟，终于发话，言辞犀利：“将军当谨慎行事，陛下虽年事已高，但朝中重臣仍精力充沛。”这番话直击安禄山内心，使其顿感惶恐。
李林甫深谙人心，每次与安禄山交谈，总能精准洞察其内心，令安禄山逐渐对他产生了难以摆脱的恐惧。尽管安禄山能让玄宗龙颜大悦，对朝中大臣也傲慢无礼，但在李林甫面前，即便是严冬时节，他也常常冷汗直冒。无论李林甫询问何事，安禄山都不敢有丝毫隐瞒。李林甫从心理上完全掌控了安禄山。
后世对安禄山畏惧李林甫的现象感到颇为不解。为解释这一现象，民间甚至流传出一些神怪传说。据传，安禄山在策划叛乱时，招募了大量精通法术的术士。某日，他向一位术士吐露心声：“我面对天子时毫无惧意，然而每当见到李相，便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，这是何故？”术士答道：“你麾下有五百阴兵，个个铜头铁额，常伴左右，怎会畏惧李相公？”安禄山闻言，表示要亲自会一会李林甫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当安禄山的五百阴兵目睹李林甫时，竟迅速穿墙遁逃。据称，李林甫实为暂时降世的神仙。
尽管后世流传的神话传说不可尽信，但安禄山对李林甫的畏惧确有历史依据。据史料记载，每当长安使者归来，安禄山必定急切询问：“十郎有何指示？”若得知李林甫给予褒奖，他便欣喜若狂；反之，若李林甫告诫：“请转告安大人务必谨慎行事。”安禄山便惊恐万分，紧握胡床，哀叹道：“唉，我命休矣！”
据传，李龟年曾在唐玄宗面前演绎过这一场景。玄宗观后开怀大笑，却浑然不觉自己正身处危机边缘。
安禄山的野心毋庸置疑，然而其反叛与否实则取决于局势演变与朝廷的应对策略。然而，可以确信的是，只要李林甫在位，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将李林甫视为大唐的定海神针，其一身系于大唐的安危，实不为过。
因此，当杨国忠诬告李林甫，致使其棺椁被掘、官服被剥，声名尽毁之际，天下百姓皆为其鸣不平，“国忠构陷，众皆称冤。”
这一事件无疑充满了戏剧性，充分印证了公众的洞察力之敏锐。
发布于：陕西省